纪念竺可桢老校长诞辰1周年

纪念竺可桢老校长诞辰1周年

　　字藕舫，浙江绍兴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国近代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从19年到19年，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倡言求是、培育英才，使浙江大学发展成为全国大学之一。/p>

　　 在浙江大学的辉煌历程中，竺可桢校长犹如一座巍峨的丰碑，矗立在岁月的长河中。他不仅是浙江大学的光辉典范和精神领袖，更是激励一代代浙大人奋发向前的伟大导师。今天，在竺可桢校长诞辰1周年之际，谨以本文缅怀和纪念竺可桢校长对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的卓越贡献，继承和发扬他的爱国情怀和毕生倡导的“求是”精神。

　　 19年4月，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 竺可桢首先明确的是办学目标和培养主张，他一再指出：“大概办理教育事业，宁夏大学研究生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中国的历史，才能养成有用人才；同时也必须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的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他要求浙大学生“自觉其所负使命的重大，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修养，而尤须于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提出了培养全面发展并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人才的目标。

　　 当时正值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竺可桢把培养人才与拯救中华、改变国运这一神圣的崇高使命结合起来。他在就职讲话中，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强”的故事与师生员工共勉。19年9月18 日在对新生讲话中郑重提出：“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大学请假条，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在讲话快结束时又指出：“上海交通大学材料，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他明确提出大学要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领袖人才，余年来这的“两问”，时刻启发着每个浙大学子。

　　 为了实现办学主张，竺可桢身体力行，在国难当头时一方面为办学四处奔波，一方面努力做学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受战争响，原本只接受一年任期的竺可桢，放下个人做学问的夙愿，带领浙大师生四度西迁，经建德、泰和、宜山之后，最后迁至贵州湄潭，在战乱中保存下教育的火种。在西迁过程中，他痛失因病去世的爱妻张侠魂和次子竺衡，然而身为一校之长，却只能将个人情感深埋于心底。在物资奇缺的条件下，浙大师生的精神生活依然十分活跃，不仅坚持推进科学研究，还确立了“求是”校训，让这所普通的地方性大学一跃成为全国四大名高校之一。

　　 教书育人，是一种谋生的职业，更是一份需要情怀去支撑的事业。竺可桢所坚信的，关于“大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也正是在他的理念响下，一大批浙大人走上了科技强国的舞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他的育人育才理念，也为当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诸多启示。

　　 19年，竺可桢深入黄河中下游地区，调查水土流失状况，建议科学院设立“黄河水土流失研究所”。

　　 竺可桢校长曾经说过：“浙大的精神可以‘诚’‘勤’两字表示， 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和浙江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作风。”

　　 19年11月1日，竺可桢为师生作《浙江大学竺可桢》讲演，也就是在这时，他正式提议将“求是”定为浙大校训。1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大学生落户成都》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排万难冒百以求真知”，是贯穿竺可桢一生的思想核心。

　　 竺可桢主张，学生应该有书的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只有让学生兼收并蓄，接受知识面广，才能培养出全面的人才。他同时提倡学术自由，因为学术自由总是和求是精神并存。

　　 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蔡邦华这样的教授，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2名增至21名，被李约瑟誉为“东方之剑桥”，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善于将我国儒家教育思想的精粹与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很好地结合起来，推行了一系列教育革新措施。

　　 竺可桢对招生工作很重，总是安排的教授参加阅卷和录取工作，并选好新生书的地点。抗日战争爆发后，敌机频频空袭杭州，竺可桢考虑到新生需要有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书环境，便亲自勘察校址，选择离杭州百余公里的风景优美的临安於潜西天目山禅源寺作为新生上课地点，并配备了很强的教师班子，在那里进行教育革新试验。

　　 竺可桢重基础教学，除加强数、理、化、国文、外语等基本科目外， 还将一些人文和社科方面的课， 如中国通史等，也列为基本科目，并相应减少各系必修课。为了拓宽知识面，提倡学生跨院、系选课，除好本系课程外，可选修一个辅修系的有关课程。他主张大学应兼顾通才教育和技术教育，并侧重通才教育。他曾说：“若侧重应用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方法。”他还总是为新生配备的教授，如苏步青、钱宝琮就教过一年级数学，王淦昌、朱福炘教过物理，周厚复、储润科教过化学，蔡堡教过生物学，谭其骧教过中国通史等。他们讲课很受同学欢迎，对学生的响很深远。

　　 19年7月，竺可桢由上海赴北平参加中华全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合（湖南城市大学）

　　 竺可桢根据自己一贯的办学思想，吸取我国古代书院制的优点，于19年10月开始在二百余名一年级新生中试行导师制。试验的目的是改革当时大学教育的三大弊病，即：1过重知识之传授，而忽思想品德之熏陶；2教法偏于灌输，而非启发思想；3师生关系太疏，在讲堂为师生，出讲堂为路人，教师如负贩者，学生如购货者。通过试验希望达到：1教师不仅负责传授知识，而且负责德育，起到活泼而深刻的陶冶作用；2课堂教学之外更起智育上的启发作用；3改变单纯的授与受的关系，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关系。

　　 浙江大学部分教师马一浮（学习委员大学）、梅光迪（礼记大学）、张其昀（福建工程大学）、祝文白（江苏科技大学宿舍）、王驾吾（台湾的大学有哪些）、陈训慈（大学策划书模板）等在浙大书馆前合。

　　 在他的倡导下，全校上下开展学术研究成风。以数学系为例，由于陈建功、苏步青等教授醉心于研究，上行下效，讲师、助教也都勤奋钻研。仅10年一个学期内，该系在中国数学会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有5篇，寄往国外发表的有20多篇；生物系的研究也很兴旺，如罗宗洛教授及其助手在湄潭时期从事“微量元素及生长素对植物生长的响”研究，先后在国内和英、美学术刊物上发表了近十篇论文；贝时璋教授在一个时期内从事“丰年鱼之细胞学研究”及“两性细胞之互变”等8个专题研究……

　　 19年，竺可桢（扬州大学护理学院）出席新中国大学菜鸟驿站届政治协商会议时与教育组代表合。

　　 在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实行民主办学，在团结依靠一批德才兼备，热心教育事业，在群众中有威信，又能办事的教授办学的同时，同样注重培养学生民主自治与有组织、有纪律的习惯和作风。同时，竺可桢又支持学生办各种社团，开展各种社会、文体活动。在他的保护下，学生中的各种进步社团，如抗日战争时期的黑白文艺社、大家唱咏队、浙大话剧团、拓荒社、铁犁剧团，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喜鹊咏队、乌鸦咏队等，得以公开合法身份，在地下党的领导和响下开展活动，不断扩大政治响。

　　 国立浙江大学黑白文艺社欢送毕业摄留，前排左3为社长何友谅（中南大学校友）。

　　 虽然竺可桢对学生的思想品德以及教学和科学研究的要求很严，但仍积极鼓励学生们在课余和假期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有益身心的文娱、书和社会服务等活动。如19年暑假，他曾亲自组织成立暑期讲习师生联合会，分书、社会服务与游艺三股，由于他和一些教师的倡导，在困难的日子里，课余饭后的浙江大学校园依然声和笑声不绝。

　　 他还很重体育锻炼，他指出：“运动之目的，最重要者是在增进健康，而使书做事之效能提高。”他从各方面延聘寄语大学新生体育教师，积极推动体育活动，并在国内首先实行全体学生一律参加课外体育运动的制度，还规定体育课不及格者不得毕业。他自己以身作则，带头参加体育锻炼，在北京的冬季溜冰活动坚持到岁，游泳坚持到岁，早操也一直坚持到逝世前不久。

　　 19年，在广大校友的热情支持下，浙江大学设立“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金”，作为在校学生荣誉学金，竺可桢学金获得者将载入学校年鉴，其事迹将在全校范围内宣传，是全校学生学习之标杆。

　　 2000年，为励在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教职工，浙江大学又设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作为学校授予本校教职工的个人荣誉称号，以激励广大教职工为加快学校改革和发展，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他是严谨踏实、博闻多识的学者，也是实干兴邦、浩气长存的爱国者，更是诲人不倦、革故鼎新的为师者。时光能够送别风起云涌的历史，却黯淡不了师者的初心。人的生命有限，教育事业却能绵延千年，一代一代接力传递，绽放出绚烂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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